印尼需要中国的技术知识，而不仅仅是资金与合同

十多年来，印度尼西亚一直以美元和金额来衡量与中国的经济伙伴关系。这些数字确实令人瞩目：中国企业已在镍加工、产业园区、发电厂，以及最近的电动汽车电池领域投入了数十亿美元。

6月下旬，印尼与中国宁德时代（CATL）在西爪哇省为一个锂离子电池厂举行了破土动工仪式，该厂预计在2026年底前投产。这是从镍矿开采到电池回收、总价值60亿美元供应链的一部分。

从这些指标来看，印尼成绩斐然。但还有另一种评判产业战略是否奏效的方法，却远未得到足够关注。经过多年的中国投资，印尼企业今天能够开发出哪些十年前无法开发的技术？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投资与技术进步并非一回事。

印尼的镍产业正好说明了其中缘由。政府的下游政策已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行业。印尼不再出口原矿，而是开始生产混合氢氧化物沉淀（MHP）等中间产品，这是电池生产的重要原料。

然而，许多更高附加值的加工环节仍在海外进行。像磷酸铁锂（LFP）这样的电池材料——该材料已成为中国主流的电池化学体系——很大程度上是在印尼之外生产，然后才在国内组装电池。

参与全球供应链并非什么不同寻常之事——每一个制造业经济体都这么做。更为重要的问题是，印尼是否正逐步进入供应链中那些涉及产品设计、制造工艺改进和知识产权创造的环节。

正是这些活动能带来持久的产业实力，而中国早在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之前就深谙此道。

当北京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欢迎外国制造商时，其目标从来不仅仅是创造就业或增加出口。投资成为获取知识的一种途径。

中国企业通过合资企业、供应商网络、研究机构和审慎的产业政策来学习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们不再仅仅组装在别处设计好的产品，而是开始与那些曾教会它们的公司展开竞争。

印尼已成功吸引了中国资本。然而，它是否建立了同样强大的制度来吸收中国技术，就没那么显而易见了。原因之一是，人们谈论技术转移时，仍仿佛它会自动发生，但现实中，技术必须被成功吸收。

工程师需要有机会精通生产工艺。本地供应商需要激励措施，从制造零部件迈向设计零部件。大学需要与产业界建立更紧密的联系，让研究成果能走上工厂车间，而非停留在学术期刊里。

印尼在这方面的讨论往往显得不够深入。投资数据被兴高采烈地公布；出口金额被仔细追踪；新工厂成了成功的标志。然而，关于如何衡量技术转移本身的讨论却少得惊人。

有多少印尼工程师晋升到了高级技术岗位？哪些投资项目产生了由印尼企业拥有的专利？到目前为止，几乎没有什么公开数据能回答这两个问题，而没有答案，技术转移就更多停留在一厢情愿的愿望上，而不是一项政策。

投资的结构也值得更密切的关注。印尼通常对待所有外国投资者，仿佛他们贡献知识的方式都差不多，但这种假设值得更仔细地审视。

与侧重商业考量、以私营企业为主导的项目相比，与中国国有企业合作可能为技术学习创造出不同的机会。这种差异不应该被想当然——而是应该去研究。

同样的思路也适用于产业之外的领域。部分中国学者曾质疑，为什么许多印尼大学似乎对成立商业公司更感兴趣，而不是加强研究实验室与制造商之间的联系。

这种批评或许有些夸张，但它指出了一个真正的问题：强大的产业经济体依赖有效的“从实验室到工厂”体系，将创意从研究转移到生产。印尼花了多年时间建厂；现在它需要投入同样的精力来建立这些联系。

中国自身的经济转型可能创造出新机遇。多年的激烈竞争让中国太阳能行业陷于价格下跌、利润缩水的困境。国内一些最大的太阳能制造商正通过大举进军电池储能领域来应对，那里的利润率更高，需求增长也更快。

对印尼来说，这种变化中的格局值得关注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几年里，中国自己就通过收购陷入困境的外国公司（尤其是在德国），以获取专利、工程人才和先进制造技术，加速了自身的技术崛起。而印尼却极少——甚至从未——讨论过采取类似的策略。

这正是印尼新主权投资基金“达南塔拉”（Danantara）最终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地方。它不应只着眼于财务回报或国内基础设施项目，还可以趁着中国清洁技术领域部分资产的估值仍承压之际，寻找收购技术、知识产权和工程能力的机会。

这一切都不会取代外国投资，也不应该取代。印尼依旧需要外资，正如它需要与中国保持牢固的经济纽带。但这段关系的下一阶段应以不同的标准来评判。第一个十年是把工厂带到印尼。

下一个十年应致力于确保这些工厂背后的知识不再停留于别处。

默罕默德·祖尔菲卡尔·拉赫马特（Muhammad Zulfikar Rakhmat）是雅加达智库经济与法律研究中心（CELIOS）中国-印尼以及中东北非-印尼事务部主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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